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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诗的思辨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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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平生爱读那些有真情至感的诗,或高亢的,或低婉的,或悲壮的......
  这类诗,每每能引起我的共鸣,掀动起感情的浪潮,或欢欣,或悲抑,或愤懑......
  但我更爱读那些在感情的跳荡中交流着深邃的思想,于优美的形象里深蕴着精警的哲理的诗章。
  这类诗,读后不是雨过地皮干,让你激动一阵子了事,而是在打动你的感情之后,使你在美的享受中领略到深一层的教益——或某种思想的警策,或某种哲理的启迪;并进而用形象做向导,诱发你去自觉地思索人生的妙谛,辨析繁纷的社会......
  “这深一层”的东西,正是诗歌内在的思辨力量。
  恩格斯说:“思维着的东西,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。”
  可见,思辨也是一种美,一种深警隽永的美,一种催人奋进的美。
  我国素有“诗缘情”之说,这时不错的,但还不够。而应该情调,诗歌不只要表达感情,还要表现思想。
  思想是感情的基础,感情是思想的结晶。
  仅有感情而无思想的诗,犹如一杯白开水,尽管它也沸沸扬扬,但终究不过是杯白开水,平平淡淡;而感情一旦与思想交融,诗歌就有味了,恰如一杯美酒,透人心肺。
  有感情,有思想的诗,是凝重的,醇厚的,立体的;繁殖,是单薄的,浅显的,浮泛的。
  何以当今一些诗作流于一般化?我以为,根本弊端就在这些作品缺乏思想,即缺乏对生活的独特思辨,缺少警人的思想张力。而我们的生活恰恰需要思辨,我们的好似带,我们的人民也需要思辨。在当前改革的潮流中,则他别需要思辨。
  马克思说:“在这样的转变时机,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;以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。”(《马克思、恩格斯全集》第40卷)
 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改革的转变时机,抚今追昔,展望未来,人民在思辨中改革,改革在思辨中推进。特别是作为诗歌的主要读者群——广大青年,他们更是思考的一代,探求的一代:历史、现实和未来,人民、革命和时代,生命的含义和爱情的真谛,工厂的改革和农村的承包......无不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。
  因此可以说,勤于思辨,善于思辨,是我们当代人,尤其是当代青年人的新的精神特征。
  “人间要好诗。”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,面对思辨的生活,诗,如何走向思辨?或者 说,如何以诗的形式来思辨生活,进而帮助人们提高思辨力?这里涉及到诗的思辨美的问题,显然这是诗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  本文拟就诗的思辨美的三个主要特征加以探讨。
  其一,思辨依附于形象。别林斯基给诗的定义是“寓于形象的思维”。无疑,这一规律也适用于思辨诗。因为思辨诗,首先是诗;而诗,是离不开形象的。
  别林斯基还说:“诗歌的本质,就在这一点上:给予无形体的观念以生动的、感性的、美丽的形象。”①(《查尔查作品集》)
  艾青也说:“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”,因为,“‘观念’是抽象的,结成‘粒粒珍珠’,就成了明亮的,可以把握住的物质了。”②(《诗论》)
  同样,一种思想,一个哲理,也是抽象的观念,若直白道出,无所依托,便成说教;而只有和具体的、可感的形象结合起来,才是诗,才美。就是说,诗人的思辨是借助形象来完成的,决非空发议论。纪宇的《风流歌》,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思辨诗,曾引起强烈反响。诗中作者抒写了自己的一系列思辨议论:什么叫风流?什么叫“真正的风流”怎样理解风流;等。但这些思辨群则“象仲秋的石榴”,一串串,内核充盈,形象饱满。读者品尝着这一颗颗“思索的果实”,自可受到思辨的启迪。比如诗中写“我”对风流的庸俗理解和认识,就不用“狭窄”、“幼稚”,以及“庸俗”等抽象概念,而精心选择了一系列具体的形象:说风流像一只彩蝶,“在春光里嬉游”;象一只蜜蜂,“在花丛中奔走”;“风流是浪上一只白鸥”,“风流是花下一壶美酒”等。这样,即暴露了一些人对风流的浅陋思辨,而又 不失诗酶5。同样,在“风流的自述”一章,诗人选择了一连串美好而具体的形象,把关于“风流”的思辨引向生活的更为广阔的领域:“我就是风流,我是僵化的敌人,春天的蜜友,我象一朵鲜花,开在枝头,我象一个姑娘,目光含羞,我象一只牡鹿,跳涧跃沟,我象一头雄狮,尾摇鬓抖。”诗中一系列形象的变幻,犹如一幅幅摇动的电影特写镜头,把作者对风流的思辨急剧地向广度和深度推进。这里,思辨内核与形象外壳,融为一体,读来美不胜收。如果没有这些具体、流动的形象,便只剩下一堆关于“风流”的概念,于是,也奖失去《风流歌》。
  其二,思辨交融着感情。诗歌叙事,不如小说;说理,不如议论文。诗的一技之长是抒情。从这一点说,“诗缘情”是符合诗歌特质的。所以即便是思辨,也应该而且必须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。度过说形象是诗之外壳,思想和哲理是诗之内核,那么,感情就是诗之血肉了,没有感情的诗,不过是一具僵死的“诗尸”。因此,真正优美的思辩诗,应当是晓之以理,且动之以情的。且看荣获1982年诗歌奖的《重量》:“她把带血的头颅/放在生命的天平上/让所有的苟活者/都失去了/——重量。”老诗人艾青很赞美这首短诗,它使人过目成诵。这当然不仅因为它短,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感情浓烈,哲理蕴藉。火一般的诗句,火一般的感情,蕴含着凝重的人生哲理,“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尖上”(朱自清《新诗杂记》)。
  这里,我想特别提及的是林希发表于1983年11月号《北京文学》上的《然而我们相信》。这首诗《诗刊》曾予选载,后获“北京文学”奖。这确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思辨诗。诗作以大海般的热忱,用交织着血和泪的狂飙般激情的思辨,回敬了那种对过去的生活所作的轻率的回答。诗中写道:要相信,“以血和泪的名义/相信我们踏过了千山万壑的道路/相信我们痛苦、却也是光辉的过去/狂风暴雨是我们的历史/雷霆闪电是我们的记忆/谁能轻率的‘我不相信’/就从历史上涂抹掉探求者的足迹/难道我们不是奴隶的后裔/难道我们没有在真理的呼唤声中崛起/难道我们的铁锤/没有砸碎旧世界的锁链/......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诗人雄辩而诚恳地劝导某些人:要相信,相信我们在狂风暴雨、雷霆闪电中走过的那段历史,是光辉的过去......
  这是一位执着的“过来人”的强烈心声。深邃的思索和鲜明的形象与炽烈的情愫,浇铸了全诗使作品显得热烈而又凝重,深沉而又高亢。读后,既启人心智,更动人肺腑。如果没有感情的地下火的运动,象这样的诗,是最易流于说教和概念化的。然而,林诗没有流于说教和概念,那是思辨与感情交配的成功。
  其三,语言富有启示性。诗是语言的艺术,语言是诗的原素。思辨诗的语言特点是极富有启示性。艾青说“诗的语言必须饱含思想与情感;语言里面必须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。”③(《诗论》)是为诗家至言,切中思辨特点。
  这种语言的暗示性和启示性,表现在诗中,或是一个倒装,或是一组对比,或是一句问话,却每能收到言此既彼,辞短理长的艺术效果。有时诗人好像是描述某一事件,而且漫不经心,但却能涉笔成趣,让你举一反三,明白诸种道理。这些语言,多显得平朴质实,但在特定的语言氛围中,却能构成深警的哲理,进而显示了某种思辨力,亦如艾青所说:“启示的语言,以最平凡的外形,蕴蓄着深刻的真理。”④(《诗论》)象艾青的《伞》、《酒》、《镜子》等,即属此类。
  最近,从《诗刊》“诗选刊”栏读到秦兆阳的一首《无题》诗,觉得诗人的机智和诗歌的思辨力透纸背,其语言的暗示性和启示性也昭然可见。请看诗的前两节:
最应该记住的最易忘记
谁记得母乳的甜美滋味
最应该感激的最易忘记
谁诚心亲吻过亲爱的土地
  普通的语言,普通的形象,两组对比,构成两组矛盾,语言的启示性极为显现,深藏的内涵极其丰富。
  雁翼的《爱的思索》,在青年中广为流传,这是一篇关于爱的传统,爱的伦理、爱的美学的诗宣言。其思辨美也主要得力于语言的暗示性和启示性。比如:“爱情,唉!爱情,可不是作衣裳,新的时候,穿在身上,漂亮,夸奖,旧了,就丢在一旁。”为什么爱情莫如衣裳,可以新旧交替?这正是启人思而得之的啊。这里,语言的启示性,表现出思想的张力,使诗歌因思辨而更见力度。
  必须指出,以上所谈的思辨美的三个主要特征——思辨与形象的结合、思辨与感情的交融、语言的启示性,应该而且必须构成一个艺术整体。别林斯基说:“思想向一个看不见的种子,落在艺术家的心灵上,于是从这丰饶的土壤里,在一定的形式内,在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中,滋生、发展,终至出现了一个完全特殊的、整个的、自成一体的世界。”同样,诗人把“思辨”这颗看不见的种子,经过加工、培养,使之结合于形象、感情、语言,进而熔铸成一个“整个的、自成一体的世界”。这个整体的世界是不容破坏和肢解的;否则,将失去思辨美。
注释:
  ①见《别林斯基全集》第11卷,第591页(苏联科学院,1953——1957)。
  ②③④见《诗论》第7、203页,版本同前。
 
来源:诗词吾爱
作者:网络
责任编辑:秀云
时间:2019-05-29 13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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